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个民族生死关头的抉择与行动
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特定历史时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更是一个具体的政治诉求、一场复杂的历史运动，以及一系列关键事件的集中体现。它直接指向了中国当时面临的最核心的两大矛盾：内部的国共内战与外部的日本侵略。理解这个呼吁，需要深入探究其产生的土壤、推动的力量、达成的过程以及实际的影响。
是什么？：这一呼吁的具体内容与诉求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核心，是要求当时中国国内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结束彼此间的武装冲突（即内战），转而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外部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
- 具体内容：
- 停止敌对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停止其针对红军的“围剿”和“清剿”行动；共产党方面停止其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目标的武装斗争。
- 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国共两党以及国内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阶层，捐弃前嫌，形成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
- 调动一切力量抗击日军： 将原用于内战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军事资源，全部转向抗日战场。
- 共同协商抗日方略： 国共两党及其它抗日力量在如何组织抗战、建立何种形式的抗日政权等方面进行合作与协调。
这一诉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政治形势判断的重大转变，从“反蒋抗日”（先反蒋再抗日）转向了“逼蒋抗日”直至“联蒋抗日”，将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以民族存亡为最优先考虑。
为什么？：民族生存的迫切需求
要求停止内战，转向一致抗日，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
- 日本侵略步步紧逼：
-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强占中国东北。
- 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 随后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 到1935年以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频繁制造摩擦，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其嚣张气焰。
- 国内分裂导致抗战乏力：
- 国民政府虽然是中央政府，但其统治并不稳固，内部派系林立，同时还投入巨大力量进行“剿共”内战。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虽然弱小，但在江西、陕北等地建立了根据地，并与国民党军队长期作战，消耗了大量力量。
- 军阀割据、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 这种内部分裂、相互消耗的局面，使得中国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强敌，国民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被认为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本末倒置，激起了广泛的民愤。
- 国际局势未能提供有效援助： 当时国际联盟软弱无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绥靖政策，并未对日本的侵略形成有效遏制。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抵抗。
因此，停止内战，整合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必然。
哪里？：呼吁最响亮与行动最集中的地方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它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汇聚了强大的力量。
- 共产党根据地（如陕北延安）：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经历了长征后，落脚陕北。面对日本侵略的新形势，中共在瓦窑堡会议（1935年底）上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积极向国民党方面及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这里是这一政策的发源地和主要的宣传基地。
- 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 学生、知识分子、救国团体是推动这一呼吁的重要力量。例如：
-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喊“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一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 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也涌现出大量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活动。
- 西北地区（陕西西安）： 这里是促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的最关键地点。
- 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因自身利益（东北军渴望打回老家，十七路军受到内战消耗）和民族情感，受到了强烈震动，倾向于联共抗日。
-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核心要求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呼吁变为现实的关键一步。
- 南京： 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国共谈判、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地点之一。
这些地方，或是政策的策源地，或是群众运动的高潮点，或是促成历史转折的关键现场，共同构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的空间地图。
多少？：涉及的力量、持续的时间与付出的努力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涉及的力量众多，达成过程复杂，相对统一的局面持续时间特定。
- 涉及的力量： 主要是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此外，还包括国内其他党派（如民主同盟前身）、各界救国团体、地方实力派（如东北军、十七路军等）以及广大的爱国同胞。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广泛的民族联合。
- 达成协议前的呼吁与行动时间： 从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中共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后（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到西安事变（1936年底），再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这一呼吁成为主流并最终促成合作，持续了约一年半到两年的关键时期。而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声，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已有零星出现，到一二九运动后则更加普遍。
- 统一战线相对稳定的时间： 从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种合作关系在抗战初期是相对紧密的。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约1938年底后），国共摩擦逐渐增多，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进攻达到高潮，统一战线进入了非常紧张和复杂的阶段，虽然表面合作维持到抗战胜利（1945年），但内部矛盾和摩擦从未停止，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一致”了。可以说，真正的相对“一致抗日”的蜜月期，可能仅限于1937-1938年抗战初期。
- 付出的努力： 达成这一合作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努力。共产党方面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政策，调整了斗争策略；国民党方面则是在内外部巨大压力下（尤其是西安事变）才最终同意。双方进行了多次秘密和公开的谈判，历经坎坷。张学良、杨虎城甚至因此付出了长期被囚禁的沉重代价。
如何？：呼吁如何转化为现实行动
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一个呼吁变为历史事实，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戏剧性的过程。
- 政治方针的调整：
-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加剧下，认识到主要矛盾的变化，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 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和全国各界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吁，包括发表宣言、派出代表接触、进行公开宣传等。
- 群众运动的推动：
- 一二·九运动等学生爱国运动，极大地唤醒了民族觉悟，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要求国民政府改变“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
- 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团体和活动，汇聚成强大的民意洪流，对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
- 地方实力派的行动：
- 受民族情绪和自身处境影响，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最典型的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
- 他们与共产党方面建立了联系，达成了停止敌对、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
- 关键的历史事件：西安事变：
-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
- 西安事变成为逼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放弃“剿共”内战、同意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转折点。
-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周恩来）赴西安，与各方协商，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 国共两党正式谈判：
-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了一系列正式的谈判。
- 谈判围绕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共同抗日纲领等问题展开。
- 尽管过程曲折，分歧不少，但在民族大义和内外压力下，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
这一系列步骤，从政治方针的转变，到群众运动的兴起，再到地方实力派的行动和关键历史事件的催化，最终推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现实。
怎么？：达成合作后的具体行动与模式
国共合作达成后，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爆发阶段，双方的“一致抗日”体现在一些具体行动和组织模式上，尽管这种一致并非没有矛盾和摩擦。
- 军事上的合作与协作：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和番号，领取部分军饷。
- 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在敌后战场开辟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则主要在正面战场组织大会战，进行阵地防御和战略反攻。
- 虽然存在配合不足甚至摩擦冲突，但在抗战初期的一些战役中，国共军队曾有过协同作战（如平型关战役，虽主要是八路军作战，但属于第二战区国民党部队序列下的配合行动）。
- 政治上的有限合作：
- 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国民参政会，在其中发挥政治影响，提出抗日建国的主张。
- 在一些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权，吸收国民党和非党人士参加管理，体现了统一战线原则。
- 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一些分歧，尽管效果有限。
- 宣传上的共同抗日：
- 国共双方都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各自的宣传中都以抗日为主题，激发民族士气。
- 许多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热潮。
这种合作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有共同抗日的战略一致性，也包含着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目标和利益，这为后来的摩擦和分裂埋下了伏笔。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国共两党的合作（即便有限）是支撑中国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石。停止内战，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广泛团结，这是中华民族能够最终战胜强大外敌的关键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