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贾生列传》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的一篇传记。
【屈原贾生列传】是什么？它在《史记》的何处？
简单来说，《屈原贾生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的第三十四篇。它并非单独成书的著作，而是《史记》这部通史架构下，为特定历史人物立传的组成部分。这部传记集中记述了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和西汉初期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即贾生）的生平事迹。
在《史记》的体系中，列传主要是为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作传，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刺客、游侠、商贾等。《屈原贾生列传》被置于《史记·列传》的中间偏前部分，紧随在一些重要人物传记之后，凸显了司马迁对这两位人物及其命运的高度重视。
屈原是谁？《列传》如何叙述他的生平？
屈原，名平，是战国末期楚国宗室贵族。他在楚怀王时期曾官至左徒、三闾大夫，深受怀王信任，负责起草国家法令，处理外交事务。
《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叙述，重点聚焦于他的政治生涯和个人遭遇：
- 早年的信任与才干： 传中描述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深受怀王器重，参与国家大事。
- 同僚的嫉妒与诽谤： 由于受到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嫉妒和谗言，屈原逐渐被怀王疏远。
- 政治抱负的受挫： 屈原坚持联齐抗秦的策略，但楚怀王听信秦国离间之计，最终被骗入秦并客死他乡。屈原对楚国政治的腐败和君主的昏聩感到绝望。
- 流放与创作： 屈原先后被流放到汉北和江南。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他忧国忧民，创作了大量不朽诗篇，如著名的《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列传》特别引用了《离骚》的开篇部分，以此展现屈原高洁的志向和内心的痛苦。
- 末日的悲歌： 楚国最终被秦国攻破国都郢，屈原看到国家灭亡的景象，万念俱灰。《列传》详细描绘了屈原在汨罗江畔与渔父的对话，这段对话深刻地展现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与无奈。
- 投江殉国： 在渔父劝他“随其流而扬其波”时，屈原坚持自己的高洁，最终抱石自沉于汨罗江，以死明志，表达对楚国破败的绝望和对个人理想的坚守。
司马迁通过这些具体的情节和对话，塑造了一个忠诚正直、才华横溢却不为世用的悲剧英雄形象。
贾生又是谁？他的经历与屈原有哪些相似之处？
贾生，即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
《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叙述，同样充满了惋惜和同情：
- 少年得志与改革设想： 贾谊年少时便以文才出众闻名，十八岁就因才能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他对汉初存在的各种问题有深刻认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建议，包括“更历服色制度，陈法度，建官名，兴礼乐”，以及重视农业、抑制商贾、加强中央集权等。文帝对他非常器重，一度有意提拔他担任重要职务。
- 遭到排挤与外放： 贾谊的改革思想触动了周勃、灌婴等开国元老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排挤、诽谤贾谊，称他“方盛少年，窃据大位，擅兴事，大乱法矣”。文帝在压力下，不得不将贾谊外放，降职为长沙王的太傅。
- 长沙的忧郁与创作： 长沙在当时被认为是潮湿瘴气之地，离京城遥远。贾谊在长沙王府郁郁不得志，感叹自己的命运。在这里，他创作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即《鵩鸟赋》）。《吊屈原赋》中，他表达了对屈原遭遇的深切同情，也影射了自己的不幸；《鹏鸟赋》则流露出一种人生无常、顺应自然的达观（尽管是带有悲凉色彩的）。
- 短暂的召回： 几年后，汉文帝偶然读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大为触动，将他召回京城。夜深时分，文帝与他谈论鬼神之事，对他应对自如感到满意，但终究未能重用他于核心决策层，而是让他做了梁怀王的太傅。
- 英年早逝： 梁怀王骑马摔死后，贾谊深感自责，认为自己作为太傅未能尽到保护责任，终日哭泣，在悲痛中年仅三十三岁便去世了。
贾谊与屈原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他们都拥有卓越的才能和报国之志，都曾得到君主的赏识，却都因受到谗言排挤而被疏远、外放，最终都以悲剧告终（一个自沉，一个抑郁早逝）。
为何屈原与贾生被“合传”？司马迁有何用意？
将屈原和贾谊这两位相隔几百年的人物合立一传，是司马迁独具匠心的安排，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用意：
- “同忧”之情： 司马迁在传末的“太史公曰”中明确写道：“余读《离骚》、《鵩鸟赋》，放（仿）其辞，又吊屈原，惜贾生之才，夫天道恢恢，岂不大哉！如何是两个人，同出于此，而不同运哉？” 他看到两人命运的惊人相似——都是怀才不遇、忠而被谤、报国无门、客死异乡（或流放之地）。这种“同忧”是他们合传的最直接原因。
- “天道”之问： 司马迁写这部传记，也是在探讨“天道”是否有报、是否公正的问题。屈原和贾谊都是极其正直、有才能的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司马迁对此感到困惑和愤慨，通过合传的方式，集中展现了这种令人费解的悲剧模式，提出了对命运、对历史公正性的疑问。
- 寄托个人感慨： 司马迁本人曾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政治生涯彻底断送。他与屈原、贾谊一样，都是满腹才华却遭遇不公，壮志难酬。写这篇传记，司马迁是在借屈原和贾谊的酒杯，浇灌自己心中的块垒，发泄心中的愤懑和悲凉，抒发“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发愤著书”情怀。
- 突出“才与遇”的矛盾： 传记强调了屈原和贾谊的杰出才能，也强调了他们所处时代未能给予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这种“有才”与“不遇”的尖锐矛盾，是贯穿全篇的主题，也是司马迁想要通过他们二人的故事来揭示的历史现象。
- 文学价值的肯定： 屈原和贾谊都是当时顶尖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尤其是《离骚》和《鹏鸟赋》）深刻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遭遇。司马迁在传记中引用他们的作品，既是介绍人物，也是肯定这些作品的价值，并将其视为人物命运的有力见证。
因此，将屈原和贾谊合传，并非简单的凑合，而是司马迁基于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深刻洞察、对自身经历的痛苦反思，以及对“天道”公正性的疑问，而进行的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主题性的归纳。
《列传》如何叙写？有哪些叙事特点？
《屈原贾生列传》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司马迁《史记》的典型特点：
- 分述后合论的结构： 传记先分别叙述屈原和贾谊的生平，各成一章。最后再以“太史公曰”进行总评和议论，将二人联系起来，揭示其共通的悲剧命运和作者本人的情感。这种结构使得人物个体形象鲜明，又便于作者进行跨时代的比较和总结。
- 剪裁精当，突出关键事件： 司马迁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选择最能体现人物性格、命运转折的关键事件进行详细描写。例如，屈原被流放、与渔父对话、投江；贾谊少年得志、被排挤、作《吊屈原赋》、与文帝夜谈、为梁怀王死而哭泣等。这些片段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戏剧性。
- 以对话展现人物内心： 传记中引用了屈原与渔父的对话，以及贾谊在《吊屈原赋》中的抒发（虽是赋，但可视作内心的独白）。这些对话和自述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充满了人物内心的挣扎、坚持、无奈和痛苦，极大地增强了传记的感染力。
- 引用原文，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 《列传》引用了《离骚》和《鵩鸟赋》的部分原文，这不仅是对人物文学成就的认可，更是借人物自己的声音来讲述他们的不幸和思想，比旁白式的叙述更具力量。
- 议论抒情融于叙事： 司马迁的议论和抒情并非完全独立于叙事之外。在叙述过程中，他通过选用词语、安排情节、描绘细节，就已经渗透了对人物的褒贬和同情。最后的“太史公曰”则是集中、直接的情感抒发和主旨升华。
- 对比手法的运用： 虽然是合传，但对屈原和贾谊各自的叙述也存在对比。比如屈原的刚烈与贾谊的稍显无奈（尽管最终仍是悲剧），屈原的诗歌创作与贾谊的赋体创作等。更重要的是，将他们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和类比，突出贤士不幸的普遍性。
通过这些叙事手法，司马迁成功地塑造了屈原和贾谊两个鲜活而悲壮的人物形象，使这篇传记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载，成为文学史上的杰作。
《屈原贾生列传》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尽管我们被要求不探讨宽泛的意义和发展，但了解其直接的影响是重要的：
- 树立悲剧典型： 屈原和贾谊成为中国历史上“怀才不遇”、“忠而被谤”的典型人物代表，他们的故事深刻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和命运观。许多失意文人将自己比作屈原、贾谊，在他们的诗文中寻求共鸣。
- 奠定文学地位： 《列传》收录和引用了屈原和贾谊的作品片段，这对于这些作品的流传和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离骚》，通过《史记》的记载，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 影响史传写作： 司马迁的叙事手法，特别是分述后合论、剪裁史料、融入对话和情感等方式，为后世的史传和人物传记写作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 文化符号的形成： 屈原的形象与端午节习俗紧密相连，而《屈原贾生列传》是记载屈原事迹最重要的史书之一，为其成为民族文化符号奠定了史学基础。
总之，《屈原贾生列传》凭借其深刻的人物刻画、动人的情节叙述以及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融入，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屈原和贾谊的重要史料，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成为《史记》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