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风险,并非遥远的抽象概念,而是可能对经济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乃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颠覆性冲击的现实威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因此成为一个系统性、紧迫性的课题。本文将围绕一系列核心疑问,深入探讨这一关键议题的具体面向,抛开宽泛的理论探讨,聚焦于实践层面的细节。

是什么?界定重大风险的范畴与识别信号

当我们谈论“重大风险”时,具体指的是什么?它涵盖哪些领域?以及如何从海量信息中识别出早期信号?

重大风险的具象化类型:重大风险绝非单一形态,而是指在不同领域内,一旦发生,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后果严重的事件或趋势。具体而言,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紧密关联或独立的类别:

  • 经济金融风险: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如银行体系崩溃、股市或债市崩盘)、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等。
  • 科技风险:包括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风险、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伦理风险、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风险、科技霸权与封锁风险等。
  • 社会风险:包括大规模失业风险、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如重大疫情)、粮食和能源安全风险、社会群体性事件、意识形态渗透风险等。
  • 自然环境风险:包括极端气候事件(如大范围洪涝、干旱、高温)、重大地质灾害(地震、山体滑坡)、生态系统恶化、资源枯竭风险等。
  • 政治及地缘政治风险:包括主权安全风险、国家政权安全风险、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失序风险等。
  • 安全生产风险:包括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危化品泄露、基础设施大面积瘫痪等。

如何识别早期预警信号?识别重大风险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监测过程,依赖于多维度的数据和信息。具体的信号可能包括:

  • 经济指标异常波动:如M2/GDP比率过高、不良贷款率急剧上升、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暴涨暴跌、特定行业企业大面积违约。
  • 社会情绪与舆情变化:网络上特定负面情绪或谣言的快速传播、对立情绪的积聚、信访量的异常增加。
  • 自然或技术异常:监测到的气象数据突破历史极值、特定病毒株的出现与快速变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遭受异常流量攻击。
  • 行业或领域特有信号:如房地产库存高企同时成交量暴跌、特定大宗商品供需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某个重要供应商面临破产。
  • 国际环境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热点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

识别这些信号需要建立高灵敏度的监测系统、数据采集平台以及专业分析团队。

为什么?必须防范化解的深层驱动力

为什么对这些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如此重要且紧迫?仅仅是因为可能带来损失吗?

风险的巨大破坏力与连锁效应:重大风险一旦爆发,其影响绝非局限于单一领域。例如,一场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进而引发社会不稳定;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瘫痪经济活动、冲击全球供应链,甚至改变国际政治格局。这种跨领域、系统性的连锁反应,意味着单个风险可能引爆多个次生危机,对国家整体安全和发展构成全方位威胁。防范是为了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韧性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一个国家或社会抵御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的能力,即其“韧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成效。未能有效应对风险,会严重消耗社会资源,削弱发展基础,阻碍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如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等)。防范化解风险是构建有韧性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先决条件。

成本效益最优解:事后处置重大危机所需的资源投入(包括经济、人力、社会信任修复等)往往是事前预防和早期干预的几何级数。例如,建立完善的疫病监测和疾控体系的成本远低于应对一场全球大流行的总成本。因此,将资源优先投入到风险的早期识别、评估和防范中,是一种更为经济和高效的选择。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些重大风险直接关乎国家根本利益,如主权和政权安全风险、关键技术被外部势力扼制的风险、粮食和能源命脉受制于人的风险。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确保国家长期战略自主性的必然要求。

哪里?风险的潜伏地与防范的重点区域

重大风险最容易在哪里滋生或暴露?防范化解工作的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在哪里?

风险的典型潜伏地:

  • 高杠杆、高负债领域:如过度依赖债务扩张的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部分大型企业集团。
  • 新兴或快速变化领域:如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垄断、数据滥用;缺乏成熟监管框架的金融科技、虚拟货币等。
  • 结构性失衡突出的区域:如城乡发展差距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转型困境的地区。
  • 对外依存度高的领域:如关键矿产资源、核心零部件、国际航运大动脉、粮食进口等。
  • 社会管理相对薄弱的环节:如基层治理末梢、特定社会群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网络信息传播的边界。
  • 自然灾害高发区域:如地震带、洪水易发区、海岸线、生态脆弱区。
  • 关键基础设施节点:如骨干通信网络、电力调度中心、主要交通枢纽、重要水利工程。

防范工作的重点区域与薄弱环节:基于风险的潜伏地,防范重点自然落在这些领域。同时,还需要识别体系内的薄弱环节:

  • 监管能力不足:新兴风险出现速度快于监管框架的建立速度,或者监管协调机制不顺畅。
  • 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之间的数据不互通,难以形成风险的全景视图。
  • 基层治理能力欠缺:风险的早期信号往往出现在基层,但基层识别、报告和处置能力不足。
  • 预案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虽然有应对预案,但可能缺乏针对性、操作性,或者在实际演练和执行中存在偏差。
  • 跨部门、跨区域协调难:重大风险往往跨越部门和区域界限,缺乏高效的协同决策和行动机制。
  • 技术支撑不足:缺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风险监测、分析和预测的能力。
  • 公民风险意识和应急素养不高: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不足,缺乏基本的自救互救和应急避险知识。

将资源和精力优先投入到这些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的加固上,是提升整体防范能力的重中之重。

多少?应对风险所需的投入与潜在损失规模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投入多少资源?与此相对,如果风险爆发,潜在的损失规模可能达到多少?

所需的投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持续投入:

  • 财政投入:用于建设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加固基础设施(如防洪堤坝、抗震建筑)、建立风险补偿和应急基金、支持风险相关的科研投入、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等。这笔投入是巨大的,且需要列入长期预算规划。
  • 人力资源投入: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包括经济分析师、公共卫生专家、网络安全工程师、应急管理人员、环境科学家、基层治理工作者等。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关键。
  • 技术投入:投资于大数据分析平台、人工智能风险识别模型、物联网监测设备、高性能计算能力、先进的通信指挥系统等。技术是提升风险识别和应对效率的重要支撑。
  • 制度和立法投入: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风险监管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等,需要大量的立法和政策研究资源投入。
  • 社会资本投入:引导企业和个人提高风险意识,参与风险管理(如购买保险)、进行应急准备等。这需要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

这些投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长期、持续、且根据风险演变动态调整的。

潜在的损失规模:如果未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潜在的损失难以精确量化,但可以估算其巨大性:

  • 经济损失: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可能导致GDP下降数个百分点,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率飙升,财政收入锐减,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的财富蒸发。一场重大自然灾害可能摧毁大量基础设施和住宅,导致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亿甚至万亿级别。供应链中断可能导致特定产业停滞,影响上下游无数企业。
  • 生命财产损失: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无数家庭财产被毁。
  • 社会损失:社会信任度下降,群体矛盾激化,社会秩序受到冲击,恢复社会稳定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治理成本。
  • 政治和声誉损失: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可能下降。
  • 环境损失:生态灾难可能导致物种灭绝、环境永久性破坏,恢复周期极长,成本极高。

因此,尽管防范化解需要大量投入,但与潜在的巨大损失相比,这些投入是必要且划算的“保险”。

如何?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具体的应对策略

具体而言,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操作流程是怎样的?有哪些具体的策略和方法?

风险识别与评估的具体方法:

  1. 数据驱动监测: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性风险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实时监测和异常预警。例如,监测金融交易数据、企业财务数据、社会保障数据、网络舆情、环境监测数据等。
  2. 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针对特定的高风险领域(如金融、能源),设计极端但合理的压力情景,测试系统在这些情景下的表现,评估其脆弱性。
  3. 专家研判与集体会商:组织多领域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应急管理专家等)对复杂风险进行跨学科研判,形成风险评估报告。
  4. 风险地图绘制与脆弱性分析:绘制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风险分布地图,识别风险叠加高发区和最脆弱的环节。
  5. 公众参与和信息收集:建立风险信息反馈渠道,鼓励公众、企业、媒体等报告潜在风险信号。

具体的防范策略(事前):

  • 源头治理: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如控制货币供应、调节财政支出)、深化改革(如打破垄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行业监管(如提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强化环保标准)等手段,从根本上减少风险的产生。
  • 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框架,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协作机制。例如,制定《国家安全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健全金融监管法体系。
  • 能力建设:投入资源提升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应急队伍建设、科技支撑能力、基层治理能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储备。
  • 基础设施加固:对电力、通信、交通、水利等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抗灾加固和升级,提升其韧性。
  • 公共宣传与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普及相关知识。
  • 国际合作: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跨国界风险领域加强国际信息共享和协同应对。

具体的化解策略(事中/事后):

  • 危机响应机制:建立高效的跨部门、跨区域应急指挥系统,明确指挥链和信息流程。
  • 资源快速调动: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和快速调动机制,确保在危机发生时能迅速集结人力、物力和财力。
  • targeted interventions:针对风险的性质采取精准的干预措施。例如,对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或接管,对疫情进行精准封锁和隔离,对受灾区域进行紧急救援和安置。
  • 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及时、透明地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社会情绪,避免谣言传播引发次生风险。
  • 善后恢复与重建:危机平息后,迅速开展受损基础设施修复、生产生活恢复、心理援助等工作,并总结经验教训。
  • 问责与改进:对风险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深入调查,追究相关责任,并根据教训完善防范化解机制。

怎么?构建协同机制与提升整体韧性

除了具体的策略,从体系和机制上看,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如何提升社会应对风险的整体韧性?

构建高效协同机制:

  • 顶层设计与领导:建立由最高层统一领导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
  • 部门联动与信息共享: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常态化的风险信息共享平台和会商机制。例如,财政、金融监管、发改、工信、环保、应急等部门应建立联合监测和预警机制。
  • 央地协同: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不同类型风险防范化解中的职责边界和协作方式,避免责任不清或互相推诿。
  • 公私合作: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等积极参与风险治理,发挥各自优势。例如,利用企业的数据和技术优势进行风险监测,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的动员能力。
  • 军民融合: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领域,发挥军队的应急救援和医疗保障作用。

提升整体韧性的具体路径:

  • 经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减少对高风险领域的过度依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和多元化水平。
  • 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大规模失业、疾病等社会风险提供坚实托底。
  • 加强基层治理:将风险防范化解的责任落实到基层网格,提升社区和乡村的自主应对和互助能力,使基层成为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
  • 增强公民素养: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法律素养、风险意识和应急技能,使个体具备识别风险、规避风险和应对风险的基本能力。
  • 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增强社会凝聚力,为应对危机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撑。
  • 持续学习与适应:风险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必须建立常态化的风险评估和预案更新机制,从每次危机事件中学习经验,不断提升防范化解能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项永无止境的系统工程。它不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需要对各种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具体、持续的识别、评估和监测,构建起协同高效的机制,并从经济、社会、技术、制度等多个维度全面增强国家的整体韧性。这需要久久为功的努力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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