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这片拥有辉煌古代文明的土地，不仅留下了宏伟的金字塔和神庙遗迹，还隐藏着许多反映古人日常生活和娱乐方式的“古旧的东西”。围绕“苏丹的游戏古旧的东西”这一主题，我们可以展开一系列深入的疑问，从而揭示这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
这些“古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谈论苏丹的“游戏古旧的东西”，我们主要指的是在古代努比亚（苏丹的古代名称）地区考古发掘出的与游戏或玩具相关的器物。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消遣工具，更是连接我们与古人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信仰的重要载体。
具体来说，这些发现包括：
- 棋盘和棋子：这是最常见的游戏相关发现。它们通常由石头、陶土、木头甚至象牙或骨头制成。棋盘可以是简单的刻痕，也可以是复杂的雕刻或绘制图案。棋子形态各异，有圆锥形、圆柱形、动物形等等。
- 骰子或投掷工具：用于决定游戏回合或移动步数的工具。可以是简单的木棒或骨片（如古埃及和努比亚常用的投掷棒），也可以是小型的六面或多面体骰子。
- 玩具：虽然界定严格的“玩具”有时比较困难，但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古代儿童玩乐的物品，比如小型动物雕塑、拨浪鼓、小车轮等。
- 带有游戏图案的壁画或铭文：在墓葬或建筑中发现的描绘人们玩游戏的场景，或刻有游戏规则、名称的文字，虽然不是实物，但提供了关于游戏存在和流行情况的重要证据。
其中，塞尼特（Senet）和梅亨（Mehen）是与古埃及共享并在努比亚地区流行的著名棋类游戏，它们的棋盘和棋子在苏丹的许多遗址都有出土。但努比亚也可能有其独特的本土游戏形式。
为什么这些古旧的游戏物品会在苏丹被发现？
这些物品之所以在苏丹被发现，是因为这片土地曾是努比亚文明的中心区域，与古埃及有着长期且复杂的关系。努比亚地区，包括库施王国等强大政权，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也深受埃及影响，并在某些时期甚至统治过埃及（第二十五王朝）。
- 文化交流与融合：游戏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像塞尼特和梅亨这样的游戏，在埃及和努比亚都非常流行，反映了两大文明之间紧密的联系。这些游戏通过贸易、迁徙、征服等方式传播。
- 社会生活需求：古人也需要娱乐和消遣。游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自然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游戏物品会被制造和使用。
- 宗教和丧葬习俗：在古埃及和努比亚，塞尼特游戏被赋予了重要的宗教和来世意义，被认为是灵魂通往来世的旅程象征。因此，游戏棋盘和棋子常作为随葬品放入墓葬，以帮助逝者在来世顺利通过考验。苏丹丰富的墓葬遗址为我们保留了大量这样的物品。
- 考古发掘：得益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苏丹进行的持续考古工作，许多古代定居点、墓地和宗教场所被系统地发掘，这些深埋地下的游戏物品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些游戏古旧的东西主要是在苏丹的哪些地方被发现的？
苏丹地域广阔，拥有众多重要的古代遗址。与游戏相关的物品在许多不同的地点都有发现，尤其是在古代努比亚文明的核心区域：
- 凯尔玛（Kerma）：这是苏丹最早的城市文明之一（约公元前2500-1500年）。在凯尔玛时期的大型墓葬和居住区，考古学家发现了简单的棋盘刻痕和游戏棋子，显示游戏在该时期已经存在。
- 纳帕塔地区（Napata）：库施王国早期的权力中心（约公元前1000-300年），包括杰贝尔·巴卡尔（Jebel Barkal）及其附近的努里（Nuri）和埃尔·库鲁（El Kurru）等皇家墓地。在纳帕塔时期法老和王室成员的墓葬中，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塞尼特棋盘和棋子，强调了游戏在精英阶层中的地位及其来世意义。
- 麦罗埃地区（Meroe）：库施王国晚期的首都（约公元前300年 – 公元4世纪）。麦罗埃及其周边的墓地和城市遗址出土了大量游戏物品，包括塞尼特棋盘、棋子以及其他类型的游戏用具。麦罗埃时期的游戏物品展示了独特的本地风格与持续的埃及影响相结合的特点。
- 其他地区：在苏丹北部尼罗河沿岸的许多其他遗址，如赛岛（Sai Island）、阿布辛贝勒以南的区域（历史上的下努比亚），乃至更南部的遗址，也都有游戏相关物品的零星发现，表明游戏在古代努比亚社会的广泛传播。
这些发现地点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公元前3千纪到公元1千纪，反映了游戏在努比亚历史长河中的持久存在。
已经发现的这些游戏物品有多少？它们的历史价值有多高？
要给出具体的“数量”很难，因为发掘工作持续不断，且许多物品可能仍在博物馆库房或未发表报告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游戏相关物品。它们不是孤立的个例，而是在不同遗址、不同时期反复出现的类型，这本身就说明了游戏在古代努比亚的普及程度。
例如，在纳帕塔和麦罗埃的皇家墓葬中，几乎是标配的随葬品之一就是塞尼特棋盘和棋子。而在普通居民区的房屋遗址或墓葬中，也能发现制作 simpler 的棋盘刻痕或陶土棋子。这表明游戏穿越了社会阶层，为不同背景的人们所喜爱。
这些物品的历史价值非常高：
- 它们是研究古代努比亚社会生活、娱乐方式和日常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文字记载往往侧重于历史大事件、宗教或统治者，而游戏物品则让我们窥见了普通人的消遣时光。
- 它们揭示了努比亚与埃及之间的文化互动和影响程度，同时也展现了努比亚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创新。
- 作为随葬品，它们提供了关于古代努比亚宗教信仰、尤其是来世观念的重要信息。它们如何摆放、与哪些其他物品一同出土，都能告诉我们很多故事。
- 它们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的工匠技能和可用的资源。
-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游戏物品差异，可以追踪游戏规则、形式的演变以及地区性的文化差异。
因此，这些看似简单的游戏用具，实则是连接现代人与古代努比亚文明的珍贵钥匙。
这些古旧的游戏是如何玩的？它们的制作过程如何？它们又是如何被发现和研究的？
如何玩：
确切的游戏规则对于大多数古代游戏来说都是难以完全复原的，尤其是那些没有留下详细文字说明的游戏。然而，通过研究棋盘的布局、棋子的数量和形态，以及比较不同文化中相似的游戏（如塞尼特与古埃及的规则），考古学家和游戏历史学家能够推测或重建可能的玩法。
- 塞尼特：基于埃及的资料和棋盘上的特殊格子（如“重生之屋”），推测这是一种两人对弈的竞速类游戏。玩家通过投掷棒或骰子决定步数，将自己的棋子从起点移动到终点，途中可能需要躲避惩罚格子或利用特殊格子加速。游戏过程可能模拟了灵魂在冥界中前进的旅程。
- 梅亨：这种螺旋形棋盘的游戏更为神秘。棋盘上的格子呈盘蛇状排列，玩家（可能有2-6人）使用狮子、狮子幼崽和球状棋子。推测也是一种竞速游戏，棋子沿着螺旋路径前进，但具体的移动规则、如何处理棋子之间的互动等仍不完全清楚。
- 其他游戏：对于一些结构更简单的棋盘（如多行多列的孔洞或格子），可能是下子占地或吃子的策略游戏，但具体规则只能是猜测。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规则重建是基于证据的合理推测，实际的古代玩法可能存在差异。
制作过程：
游戏物品的制作技艺取决于材质和当时的工艺水平：
- 石质棋盘：通常是在平整的石板或石块表面直接刻画格子或图案。这需要使用硬质工具（如燧石或金属凿子）进行细致的雕刻。
- 陶质物品：棋子或简易棋盘可以在陶土塑形后进行烧制。这是一种相对容易掌握的工艺，因此陶质的游戏物品可能在普通民众中使用更广泛。
- 木质或象牙/骨质物品：这些材质更易于雕刻和塑形，可以制作出更复杂或更精美的棋盘和棋子，常用于精英阶层。制作过程包括切割、打磨、雕刻细节等。
- 绘制棋盘：有时棋盘不是刻出来的，而是在地面、石板或木板上用颜料绘制的。
皇家墓葬中的游戏物品往往制作精良，装饰华丽，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水平，有时还镶嵌宝石或使用贵金属。
发现和研究：
这些物品的发现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考古发掘：
- 遗址勘察与选择：考古学家首先会根据历史文献、早期探险记录、地面遗迹或航空照片来选择具有潜在价值的地点进行发掘。
- 发掘过程：在选定的区域，考古团队会按照网格进行划分，然后分层、小心翼翼地移除土壤，寻找人工遗迹。游戏物品可能在居住区（房屋遗址的地板或废墟中）、墓葬（作为随葬品）或作坊区被发现。
- 记录与提取：发现物品时，考古学家会详细记录其位置、深度、周围环境以及与其他物品的关系。然后，使用适当的工具（刷子、铲子、有时是更精密的工具）小心地将物品提取出来。对于易碎的物品，可能需要进行现场加固。
- 实验室分析：提取的物品会被送到实验室进行清洗、编目和进一步分析。这包括确定材质、制作工艺、年代，以及与已知游戏类型的比较。
- 研究与解读：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如果物品上有铭文）和专门研究古代游戏的学者对物品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出土背景和其他证据来解读其功能、意义和历史价值。
- 保护与展示：最终，这些物品会被送往博物馆进行永久保存和展示，以便公众参观和学者研究。苏丹国家博物馆是收藏大量此类努比亚文物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整个过程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细致严谨的工作，旨在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并保护珍贵的历史遗产。
谁在古代苏丹玩这些游戏？哪些人或机构在研究这些古旧的游戏物品？
古代玩家：
考古证据表明，游戏在古代努比亚的社会普及度很高，不是某个特定阶层的专属：
- 王室和精英：在纳帕塔和麦罗埃的皇家墓葬中发现的精美游戏物品 clearly 表明，国王、王后及贵族也玩游戏，尤其是塞尼特，这可能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有关。
- 普通民众：在居住区遗址和普通墓葬中发现的简陋棋盘刻痕和陶质棋子说明，游戏也深入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娱乐和社交方式。
- 可能的儿童：虽然难以区分成人玩具和儿童玩具，但一些小型、简单的动物塑像或轮状物品可能属于儿童。游戏作为一种学习和社交的方式，可能在不同年龄段都有参与者。
因此，可以说从王室到平民，从成人到儿童，许多古代努比亚人都可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游戏。
现代研究者和机构：
研究这些苏丹古旧游戏物品的主要是以下几类人员和机构：
- 考古学家：在苏丹进行发掘工作的考古团队是发现这些物品的第一线人员。许多著名的考古学家，如乔治·赖斯纳（George Reisner）等，在他们的努比亚发掘报告中都记录了游戏物品的发现。现代在苏丹工作的各国考古队（包括苏丹本国的考古团队）持续有新发现。
- 博物馆策展人和研究员：苏丹国家博物馆（Khartoum）拥有最丰富的努比亚文物收藏，其策展人和研究员对这些藏品进行研究、保护和展示。世界其他收藏有努比亚文物的博物馆（如波士顿美术馆、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的研究人员也从事相关工作。
- 游戏历史学家和埃及古物学家/努比亚古物学家：这些学者专门研究古代的游戏历史、规则、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他们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游戏物品，结合文献资料（如果存在），来重建和理解古代的游戏世界。
- 专门研究古代日常生活的学者：游戏是古代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的学者也会将游戏物品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已经发现的“量”如何体现它们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已发现的游戏物品数量是相当可观且广泛分布的。这种“量”本身就是其重要性的有力证明：
- 普及性的证据：大量在不同遗址和不同社会阶层背景下发现的游戏物品（从皇家墓葬到普通民居）直接证明了游戏在古代努比亚社会中的普及性。它不是一项小众活动，而是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时间跨度的证据：从早期凯尔玛文化到晚期麦罗埃王国的持续发现，显示了游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努比亚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具有持久性。
- 文化交流强度的证据：塞尼特等游戏在埃及和努比亚都大量存在，这种在两个独立文明区域内相似物品的广泛发现，反映了两者之间文化交流的强度和深度。游戏是人员往来、思想传播的载体。
- 考古潜力的指示：已经发现的“量”表明，苏丹地下可能还埋藏着更多未被发现的游戏物品，预示着未来的考古工作仍有巨大的潜力去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古代努比亚游戏和日常生活的认识。
- 研究价值的基石：正是因为有足够的样本量，学者们才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类型学分析、空间分布研究等，从而得出关于游戏历史、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的可靠结论。如果只发现了零星几件物品，其研究价值和能够揭示的信息将会大打折扣。
因此，已发现的游戏物品的“量”，不仅是数量的累积，更是古代努比亚社会复杂性、文化活力以及与周边地区互动程度的重要物证。
总而言之，苏丹的“游戏古旧的东西”是古代努比亚文明留下的宝贵遗产。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文物，更是生动的历史片段，通过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哪里”、“多少”、“如何”、“谁”等问题，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古人的娱乐生活、社会交往、信仰习俗，以及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丰富多彩的故事。
